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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法院確認其有權指令非仲裁當事人向外國仲裁機構做證

申玉峰 發表于[2020-04-27]

簡介

在A訴 C 案中,上訴法院對1996年《仲裁法》第四十四條(2)款(a)項的規定是否授權法院簽署指令要求一位居住中英國但不是仲裁協議的當事人的人作證進行了裁決。和一審法院的觀點看似矛盾,上訴法院認為,第四十四條第 (2)款(a)項賦予了法院在指令第三人作證方面的自由裁量權,包括在外國進行的仲裁。該判決對于那些受困于非當事方擁有相關證據但不愿作證的一方當事人而言無疑雪中送炭。

背景

除非雙方另有約定,法院可以根據《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就法律程序中的仲裁程序作出某些指令,包括:

  • 調取證人證言(第四十四 (2)(a)條);

  • 保全證據(第四十四 (2)(b)條);及

  • 頒發臨時禁令(第四十四 (2)(e)條)。

仲裁法第四十三條進一步授權法院使用司法程序,要求居住在英國的證人在仲裁程序中出庭作證。

法院通常只有在仲裁庭不能行使其相應權力并已批準一方當事人請求法院協助時才實施上述權利。仲裁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四條對于英格蘭和威爾士境外進行的仲裁的是否適用,法院有自由裁量權。

這些規定已在一審法院的一系列判決包括最近三個新的判決中得到適用,但結論卻不盡相同。

商業及產業保險案

本案僅涉及第四十四條(2)(a)的規定,即美國紐約的一家仲裁機構請求居住在英國的一位證人作證。審理案件的法官Moore-Bick知道仲裁法授予其相應的權利,但他并沒有行使該項權利。且對于仲裁法第四十四條是否適用于非仲裁方沒有提及。

克魯茲市案 

本案系法院對轄區以外提出的凍結非仲裁案當事人的財產的申請如何處理的問題。凍結申請是根據《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第二款第(五)項的規定提出的,但Males法官在結案陳詞認為仲裁法第四十四條并沒有授權法院對非當事方做出此類禁令。

DTED 案 

本案系一方當事人根據仲裁法第四十四第二款第(五)項的規定,針對非仲裁當事人的主張,請求法院允許根據民事程序規則(CPR)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b)項的規定向域外進行送達。法院根據申請人對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的適用范圍的主張,做出了和克魯茲市案相同的裁決。

本案事實

上訴人和第一及第二被上訴人擁有并共同經營一家合資公司,在中亞進行油田勘探。雙方曾于2002年簽署兩份和解協議,約定上訴人向第一和第二被上訴人轉讓油田的股份,第一和第二被上訴人向上訴人支付一定金額的款項。在計算應向上訴人支付的款項時,第一和第二被上訴人扣除了一筆支付給中亞政府的“簽名費”。“簽名費”由第一和第二被上訴人與一家代表中亞政府的中介機構簽定,中介機構也是第一和第二被上訴人的首席談判代表,在本案中被列為第三被上訴人。后來,因中間人的行為違反了美國1977年《海外反腐敗行為法》被刑事起訴,申請人認為“簽名費”實際上是賄賂,不應從費用中扣除而引發仲裁。

上訴人在紐約啟動了仲裁程序。第三被上訴人并非仲裁協議的簽字方,居住在英國且拒絕前往紐約為仲裁案件作證。因此,2019年11月13日,仲裁庭準許上訴人向英格蘭和威爾士高等法院申請強制第三被上訴人作證的指令。

上訴人根據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第(a)項的規定向高等法院申請,請求法院指令第三被上訴人作證。上訴人認為:從廣義上講,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第(a)項的規定應擴展適用于第三人。即使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第(a)項的其他規定不能做擴張解釋,因為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二款第(a)項規定的語言泛指從“證人”處取證,而證人通常應該包括非當事人。上訴人進一步指出,本案與克魯茲市和 DTEK的裁決不同。本案不涉及城外送達問題,第三人就住在英國。

高等法院裁決

Foxton法官認為上訴人的主張“非常有說服力”,但第三被上訴人關于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的語言和結構以及克魯茲市案和 DTEK案的裁決均排除了其對案外人的適用的觀點最終被法院接受。然而,在駁回申請時, Foxton法官指出,如果第四十四條第(2)項有此項授權,他會行使此項權力,指令第三被上訴人作證。

上訴人向上訴法院提出上訴,認為 Foxton法官對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的理解以及對克魯茲市和 DTEK的裁決的理解在法律上是錯誤的。第三被上訴人也向上訴法院提交了答辯,并進一步提出了支持高等法院裁決的理由,如下:

  • Foxton法官所主張的“如果法律有此項授權”系基于錯誤的判斷標準;及

  • 即使根據第四十四條的規定法官可以指令非當事方的英國居民作證,該項權力也不能用來支持在外國進行的仲裁。

上訴法院裁決

上訴法院推翻了 Foxton法官的裁定,裁定支持申請人的請求,指令第三被上訴人向仲裁庭履行作證義務。Flaux大法官的裁決:

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規定明確授權法院為協助外國仲裁庭可以指令非當事方證人通過取證的方式提供證據,不管其它分款的標題所規定的范圍如何,或其是否也適用于非當事方。

在作出本裁定時,法院-包括大法官Males-克魯茲市案的裁判法官-拒絕說明克魯茲市案和 DTEK案在相互適用仲裁法第四十四條第 (2)款(b)項是否適用法律錯誤。法院傾向于只處理第四十四條第 (2)款(a)項的規定是否授予法院這一有爭議權力, 僅此而已。法院在作出裁決時考慮了多個因素,包括:

  • 第四十四條第 (2)款(a)項中“證人”一詞的使用并不等同于“當事人”,因此沒有理由以這種方式限制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的法律規定。

  • 第四十四條的其余部分以及仲裁法的其他相關規定中使用的語言也沒有限制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下法院享有廣泛的權力。

  • 本法表述中沒有將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的適用僅限于國內仲裁的正當理由。

  • 如果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不允許法院指令作證,則其有關外國仲裁的規定,就不應該有相關內容。

  • 在考慮第四十四條的適用范圍時,正確的類推并不是高等法院在支持外國法院訴訟程序時可采取的措施,而是高等法院在民事訴訟程序上其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包括根據民事訴訟規則三十四條第八款規定的要求證人作證的權力。這種做法所造成的反常情況—即法院涉及外國仲裁時可以指令證人作證,但未經請求卻不能以同樣的方式支持外國法院的訴訟程序—本身并不能成為限制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適用理由。

  • 因此,依據本法語言的實際情況,第四十四條第 (2)款(a)項適用于非當事人,而第四十四條(2)款的其余部分則不適用于非當事人就是合理解釋。

根據法院適用第四十四條第(2)款(a)項的司法實踐,法院采用了Moore-Bick法官在商業和工業保險一案中建立的判斷標準,該標準在Foxton法官的一審裁決中也得到了正確的適用。本標準的主要判斷依據是程序的性質、證據的關聯性、可能給證人造成的不便等。

評論

在涉外仲裁案件中,如果認定居住在英國的第三方對案件知情或持有相關文件但不愿配合作證的,本裁決就非常有指導意義。對于尋求第三方證人作證的一方當事人而言,上訴法院已經給出了明確的路徑以確保法院指令第三方證人作證。

然而,本裁決也并非沒有缺陷。盡管上訴法院澄清了其在第四十四條第 (2)款(a)項在支持仲裁程序時的適用范圍,但第四十四條第 (2)目其他項規定的適用范圍,仍需要法院進一步澄清。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根據第四十四條第(2)款其它項規定提出的申請,只要涉及仲裁協議的非當事方,在一審中勝訴的可能性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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